前言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数字游民”都是中文互联网上的一个几乎无人问津的冷门内容细分。

然而从2020年开始，这个词似乎突然变成了一个流量密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讨论，关注，向往数字游民。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的世界经历了深刻的历史变革。

首先，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世界上的许多公司和劳动者们都意识到了**“你可以在任何有互联网的地方完成工作”**这样一个现实。

接着，从2022年开始的AI技术创新热潮为每个人提供了创造“一人企业”的机会与成为“全栈创作者”的可能性。

而我自己也在过去的几年间，跨足了四个大洲，深度旅居体验了四个国家（墨西哥，哥伦比亚，土耳其，波兰），走访了数十个城市，完成了一场未曾计划的，豪华版“数字游民成人礼”。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我认为很有必要再更新一版数字游民扫盲贴。

缘起

“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是一个舶来的概念，这个词汇首次出现在1997年的一本同名的非虚构社会学著作，作者是前日本日立公司的高管牧本次熊（Tsugio Makimoto）。

他在书中预测：在未来的人类社会，高速的无线网络和强大的移动设备将会打破工作与工作地点之间的强关系，成千上万的人会卖掉他们的房子，去拥抱一种通过互联网创造收入，在全世界移动套利的全新生活方式。这样的人被称作“数字游民”。

作为一名毕生都奋斗在半导体研发领域的技术专家，牧本深谙摩尔定律的强大。因此他才敢在1997年，这个家用电脑（毋宁说手机和移动互联网）都还远未得到普及的时间节点，大胆地预测数字游民这样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的出现。

你可能会觉得，放在1997年，这个想法也未免太过于前卫了。其实，早在1964年的时候，科幻大师阿瑟C.克拉克(《2001太空漫游》的作者)就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出过类似的预测，他甚至提到了后来真的成为数字游民圣地的:“巴厘岛”，当然这也许仅仅是一个巧合。

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宽带WIFI和移动互联网被大面积普及之前，所谓的数字游民一直都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超前的科幻概念。

那数字游民什么时候开始不是科幻了呢？2007年，一本名为《每周工作四小时》（“The 4-hour Workweek”）的书横空出世，并雄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75周之久。虽然这本书对于数字游民这个概念只字未提，但它却为数字游民指明了生活方式设计的大方向，作者Tim Ferriss在书中写道：

“如果你能解放你的时间和地理位置，你的物质财富将会自动增值3到10倍。单纯物质层面的富有并不意味着你就能活得像个百万富翁一样，本质上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

这句话道出了数字游民生活方式设计的两个核心目标，1. 通过地理位置自由来实现地理套利。2. 通过被动收入来有效增加可自由支配时间。

地理位置自由与地理套利

毋庸置疑，数字游民生活方式设计的第一重要务是要实现地理位置自由，让自己的工作在任何有互联网的地方都可以完成。

进入农耕时代后，人类的工作(农耕)和工作地点(农田)的首次被深度绑定，让人们可以旅行的时间大大减少。

而第一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而诞生的工厂和办公室文化更是进一步深度绑定了工作和工作点之间的关系。

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就是，在这一阶段，所有的工作招聘启事都会无一例外地注明工作地点。

通勤，上下班打卡，办公室和家的两点一线成为了现代人生活的新常态。

与此同时，地理位置不自由，也逐渐成为了职场人的生活状态不断地恶化的主要元凶。

近距离观察那些生活在一线城市的白领，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喜欢大都市中拥挤繁忙的生活，但是很无奈，一线大城市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却聚集了最多的高薪工作岗位。

因此为了能够实现自身价值，获得一份体面的收入，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留在一线大城市。

但是资源总归是有限的，人口的大量涌入，让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水涨船高，很多人因此进入了收入越高，开销越大的恶性循环，最后不但没有攒下钱，还背上了要用余生偿还的贷款，成了妥妥的负翁。

好消息是，以半导体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即将到来的，以大数据和AI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则在悄悄地将工作地点和工作之间的强关系解绑， 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劳动的异化产生了逆转效应。

人们开始意识到，在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转变成开荒拓土的农民10000年后，他们再一次重新获得了旅居/定居的选择权。

当数字游民达成了地理位置自由后，“地理套利”就变成了一个非常自然的优质选项。

很多人都听过“购买力”这个概念，它的本意是说同样一笔钱，在不同的地方能买到的东西多寡是不一样的。人们会惊叹一个标准化生产的麦当劳Big Mac汉堡，或者一听可口可乐在全世界不同地方的价格会相差如此悬殊。

即便是在国内，不同城市的一碗兰州拉面价格也不尽相同。这意味着，拿着相对较高的绝对收入，去那些物价低廉的城市生活，可以让你瞬间提升自己的购买力和生活水准。

疫情期间，当硅谷华尔街的高薪大厂们宣布全员永久远程办公后，旧金山和纽约的房租价格应声下跌，因为搬到泰国清迈，哥伦比亚麦德林，葡萄牙里斯本这些数字游民热点城市，可以在生活标准不降反升的基础上，降低至少一半的生活成本。这便是数字游民“地理套利”之道。

地理套利的核心理念在于：单纯地追求绝对高收入是没有意义的，如何借助地理位置自由，让自己赚到的钱更值钱，花同样的钱，得到更高水准的生活品质，才是最聪明的活法。

中国古语有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除了可以省钱之外，地理位置自由，也能让数字游民们实现气候套利。

我们观察到，一些资深的数字游民会选择夏天生活在欧洲，北美，享受阳光充沛且干爽的夏季，然后在入冬之前迁移到南欧，加纳利群岛，东南亚，拉丁美洲这些气候温暖的地方，地理位置自由让他们可以像候鸟一般享受一年不间断的好天气。

时间自由与自我解放

数字游民生活方式设计的第二重要务是要提高被动收入比例，停止用时间来换钱，提升自由支配时间的上限，从而实现自我解放。

几年前，中文互联网上曾经就一个终极“哲学”问题进行了热议：月入五万的西二旗程序员为什么活得像月薪五千？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很多传统意义上实现所谓财富自由的高收入人群并没有实现时间自由。

换句话说，如果时间也是一种衡量财富的标准的话，那这些人其实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富有。

在Tim Ferriss的《每周工作四小时》中，这样的人生选择被称作Deferred Life Plan。人是一种向死而生的动物，Deferred Life Plan实际上就是在用人生越来越少的机会成本去对赌完全不可预测的未来。

自打工业革命开始，我们就进入了一个由机器循序渐进取代人类劳动的新时代，在担忧部分人群将会因此而失业的同时，一些技术乐观主义者也预见到一个更为轻松的未来，即人类的工作将会越来越轻松，工作时间也会越来越短。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现代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他曾预判: 到20世纪末，由于机械生产效率的飞跃式提升，在美国和英国这样的老牌工业国，工人的工作时间将缩短至每周15小时。

然而，后来的事实似乎并没有往这个乐观的方向发展。我们看到，虽然新技术不负众望地创造出了更多的工作需求和工作岗位，却并未减轻人类的工作压力和重担。人们不但工作时间变得更长，还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和精神内耗。

“Burn-out”成为当代职场人的一种新常态。

这也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技术的发展不能让人类从繁复的，没有任何幸福感的工作中获得解脱，而是让996成为了所谓的“福报”，那它的意义何在？

在我看来，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出现，似乎为这个很长时间都无解的现代性死结找到了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案。

在传统的工作环境中，工人往往被视为生产过程中的一部分，缺乏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控制。然而，数字游民通过利用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和各种数字工具，实际上重新获得了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

他们通过个人电脑、专业软件、在线平台以及AI技术等手段，自主地创造、管理和分配自己的工作成果和知识产权。

这种改变的意义是重大的：

**一方面，数字游民通过这种方式找回了时间的掌控权。**对于很多远程工作者来说，以结果为导向的全球异步工作考核机制让僵化的8小时工作制显得不合时宜，而对于创业者和创作者来说，自动/智能程度极高的技术手段让被动收入和复利式增长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另一方面，数字游民通过这种方式找回了对工作的主导权，使得工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实现和创造性表达。**在满足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后，数字游民追求的更多不再是一份可以赚大钱的“job”，而是一个可以回应内心使命召唤的“vocation”。

数字游民生活方式设计极简路线图

基于以上分析，以及对其它成功数字游民的观察和学习，我认为，数字游民生活方式设计应该遵循以下的一个基本路线：

第0步，也就是你计划成为数字游民之前（或者哪怕你不打算成为一名数字游民），准备一笔足够你三年没有工作收入也不会饿死的“Fuck You Money”。

拥有这样一笔钱会给你的生活方式设计之旅提供足够的物质支撑和心理支撑。这笔钱因个人的消费习惯，可多可少，我个人认为，20-30万人民币应该可以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需求。

**第1步，打破工作和工作地点间的强绑定关系。**让自己的工作在任何地点都可以完成。但凡不能的，要么不做，要么外包给别人去做。

**第2步，打破工作时间和收入之间的线性关系。**停止用时间来换钱，主动去创造和购买可以产生复利和被动收入的的数字资产和金融资产，让工作时间和收入的关系从线性的直线变成指数增长的曲线。

第3步，利用第一步获得的地理位置自由进行地理套利和气候套利，去性价比更高/自己更喜欢的地方生活。

第4步，利用第二步获得的时间自由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工作，追寻人生的意义。

结论

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兴起证明了，即使在这个高度自动化的时代，个体依然有可能找到自主性和创造力的空间。

数字游民们作为一种新兴的生活方式的拥抱者，最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他们可以“边旅行边工作”，而是在于他们意识到了如何利用技术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手段，而不是成为技术进步的牺牲品。

未来已来，只是分布不均。我并不认为数字游民会迅速成为一种主流的生活方式。但是毫无疑问，对于不堪忍受现代社会愈演愈烈的内卷和精神内耗的现代人来说，成为数字游民是一个可行性极高的出路。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人是目的，而非手段。”

可以说，数字游民们的人生选择为这句话提供了极佳的现实注脚。

本文系数字游民Jarod原创，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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